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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整个藏经洞主要是一座写本图书馆。唐代的僧侣们不时地为他们的大藏经编目，记载所缺的卷帖，然后将经目传播开来，以使其信徒们以抄写新经卷来为自己积累功德。这些新的抄经要修订两三次，但仍不能杜绝其中仍经常有不确切之处。供养人(施主)有时于写本之末签上一个时间及其名字，并要求以其辛劳而获得的功德，能转移到其家庭某位已故成员的身上，或者是转移到在三道和六道(五趣)中受苦的人身上。于此期间，中国在唐代发明的雕版印刷术逐渐传播开了，但这项新型工艺的困难和价格，似乎使人在某段时间内仍然更偏爱抄本写经。如果说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抄经的话，那么素描绘画画家却始终都很稀有。人们很快就承认了印刷的高质量，以便忠实地和大量地翻印图像。我们在库车就已经发现了一小块木板，很可能是8世纪时的，它明显曾被用于印制一种佛像。我于此搜集到了更多和更好的整整一小批10世纪的汉文印刷品，做工非常精巧，似乎完全是出自当地匠人的作品。那里一共有20多种不同的刊本，其中某几种各自有10—15份。其主人翁主要是三大菩萨：文殊师利、普贤和观世音；其次是陀罗尼经咒，有的仅仅使用汉文，而更多的则是同时使用汉文和婆罗谜文。但仍然碰到翻印外来文字的困难，可能是使用了木版印刷术。一部陀罗尼共有在同一块木板上并列翻印的7页，系根据曹元忠的命令于天福十五年(950年)雕刻的；依然是根据曹远忠于晋开运年间的丁末年(947年)下令，完成了一版托塔天王像，毗沙门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像和一版文殊师利菩萨像的雕刻。曹元忠是人所共知的人物，这位敦煌的统治者是我上文已向您讲过的曹议金的儿子。另外一卷陀罗尼经被断代为开宝四年(971年)，全文由宝安寺原籍为“西天” (印度)的吉祥、阿阂梨复审。我自信确实回忆起来了，这一位天丝僧曾作为宋初生活于中国的人而出现在经文中。仅有惟一的一部著作与这些佛教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我已经对您讲过，我发现了字书《切韵》的片断，但它却是该书不同的几种刊本。我觉得，该书很可能是被人从中国东部带到这里来的。这一小批刊本由于其时代而格外珍贵。我过去已经提到过在日本发现的一种古籍的刊本残卷。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那么它就基本上应该与我们的残卷是同时代的，但我们现在仅仅得到了一种翻刻品。对于在吐鲁番出土的刊本文献，就我目前所知的范围来看，我觉得绝不能断代为12世纪之前。因此，敦煌的刊本是我们可能从来未曾拥有过的最古老的刊本。
在这封信中，我已经提及在汉唐时代雕刻的“石经”。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避免抄经人抄错并保持文献纯洁的一种办法。人们很早以来就想到了以白纸黑字来为这种雕版的文献制作拓片。事实上，可能正是通过与之相反的手段，把文字刻成阳文而不是阴文，最终才实现了木版印刷术。无论如何，拓片并不是仅限于用来传播一种经典的权威文本。书法家们以其最漂亮的毛笔，抄写用于勒石为纪并制作拓片 的常用文献，整个帝国中的青年文士巧动脑筋地使之与原文同样优美。这种制作拓片的习惯已经在中国深深地扎根了。在家庭中亦悬挂它们。但长此以往，拓制会损耗和腐蚀石版。由于收藏家坚持搜集最古老的拓本，所以他们擅长于鉴定它们。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像中国人那样，能断定拓片是在北宋或南宋、元代或明代拓制的，但我几乎从未听人提及有能上溯到比北宋更古老的拓片。所以，北宋的一名业余爱好者必然会疯狂地追求谋取我于此发现的漂亮拓片，它系唐代根据著名作家和书法家柳公权书写的《般若婆罗密多心经》，而制成的拓片。另外一种同样也很美的拓片却不完整，不会使我联想到任何熟悉的史实。我还搜集了一二种较小的残卷。
早从乌鲁木齐开始，我就知道在藏经洞中与写本同时，还发现了绘凶。裴景福先生在经过甘肃时曾见到过其中的某几种样品。但这位大收藏家在声称写本肯定应上溯到唐代的同时，又承认绘画并不会早于明代。他大错而特错了。绘画往往都是普通的宗教画片，只具有一种画像价值。裴景福先生在那里没有发现其藏品中的那些大师在创作中所习惯的创意和绘画的质量。此外，这些文献是以一种罕见的鲜艳色泽之状态留传给我们的。这就足以解释一位行家里手的失误了。这种失误是确凿无疑的，绘画与写本是同时代的。我从中带走了相当数量的绘画：绢画、纸画、帛画、水粉画那罕见品种的一二种样品。其笔法更应该是出自一名称职的匠人．而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后者的代表作明显末被携至甘肃。除了这些绘画之外，还应该提到用小彩色画作装饰的写本，我带走了两种，它们表现了地狱的场面，其中之一确实以其图案和画面的种类而别具意义。我仅仅随笔提到巨大而又令人厌烦的干佛佛名画卷。它们符合一种初级的心理状态。供养一尊佛是一种乐善好施的行为，但供养千佛就是一千次的善行了。所以，人们并不坚持传统的“七佛”像，而是创造了上师劫的干佛像。当能够使用的名称都被用整时，人们又想到应该有整套的同名佛。沿着这条思路发展，便再没有限制了。这种虔敬行为畅行于石窟中，正如您通过我的照片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应将“干佛洞”的现名归予这种虔诚。人们在石窟中绘制的这些干佛像，有时同样也被绘在纸上。最后，印制术使事情简单化了，僧侣们珍视善男信女的心态，即借助于某种布施，将同一尊佛，用一种木印在绢纸上印刷无数批。
